在刘邓领导的部队里，人们常提起“两朵花”这个说法，用来形容两位战无不胜的杰出将领。王近山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当时担任第6纵队的司令员。

王近山从小就是个胆大包天的主，17岁那年，他带着对旧社会的愤恨和对革命的热忱，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军。从那以后，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抗日战争，他总是冲在最前面，立下不少战功。在战场上，他就像一头无所畏惧的雄狮，让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魂飞魄散，大家都叫他“王疯子”，还送了他一个“二野朱可夫”的称号。

第二野战军兵团成立时，王近山接到任命后愣住了。那些曾经和他平起平坐的纵队司令都当上了兵团司令，而他却只被任命为3兵团副司令。这个结果让他心里堵得慌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他觉得自己在战场上表现不比任何人差，每次打仗都豁出命去干，凭什么就轮不到他当兵团司令呢？

王近山心里憋着一股火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打算直接去找刘帅和邓政委讨个说法。刚好，杨勇也在办公室，正和刘帅、邓政委商量事情。王近山一进门，就指着杨勇，毫不客气地质问：“他有什么资格当兵团司令员？”

刘帅和邓政委被王近山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，但很快就猜到了他的目的。邓政委把手里的文件放在一边，抬头看着王近山，表情平静，声音沉稳地说道：“近山，别急，先坐下，咱们慢慢聊。”

王近山没有坐下，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两手叉在腰间，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。邓政委看他这样，也不恼火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说："你打仗确实比杨勇厉害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你在战场上的表现有目共睹。不过，兵团司令员这个位置，光会打仗可不够。"

他站起来，走到王近山身旁，接着说道：“作为一个兵团司令，得在政治工作、管理部队、处理各种关系这些事上都得有两把刷子。你想啊，一个兵团那么多事，方方面面都得靠司令来安排协调。在这些地方，杨勇确实比你更有优势，所以经过全面考虑，还是让你当副司令更合适。”

王近山听完邓政委的讲话，原本高涨的情绪慢慢平静了。他低下头，开始认真思考。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确实只把精力都放在了打仗上，对于政治工作和部队管理，虽然也在做，但确实比不上杨勇干得好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的火气完全没了，反而感到有些惭愧。

他望向邓政委和刘帅，表情中带着歉意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刘帅，邓政委，这次是我太鲁莽了，只顾着表现自己，没想周全。现在我想通了，一定会认真履行副司令员的职责，把工作做好。”

自此，王近山放下了内心的怨气，专心在其他领域提升自己。他主动向杨勇请教，投入更多精力到政治工作和军队管理上。作为副司令员，他依然为革命事业尽心尽力，为3兵团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，王近山主动要求上战场。1951年，他成为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，参与指挥了第五次战役。面对美军精良的装备和猛烈的炮火，王近山毫不退缩。他亲自到前线，认真研究美军的作战方式和战术特点，制定了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案。

1952年秋冬之交，朝鲜半岛上形势一触即发，紧张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当时指挥“联合国军”第八集团军的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，自以为手握重兵就能改变战局，于是不顾一切地发动了名为“金化攻势”的大规模进攻。他几乎把所有家底都押了上去，投入了大量武器和兵力，一场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。

在这场战斗中，秦基伟指挥的15军驻守的上甘岭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核心地带。为了夺取这个战略要地，范弗里特不惜代价，每天向上甘岭发射数十万发炮弹，投掷数百吨炸弹。整个高地被炮火覆盖，泥土被炸得翻来覆去，山石也被轰成了碎末。面对如此猛烈的火力，15军的战士们毫不退缩，顽强作战，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，但自身也遭受了巨大损失。

打到第七天，15军第45师已经快撑不住了，战士们死伤很多，子弹也快用完了，情况非常危险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王近山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。他马上让本来要去后方休息的李德生12军的两个师四个团，立刻掉头回到前线打仗，交给秦基伟指挥。为了加强火力，王近山还调来了一个喀秋莎炮团。

在43天的时间里，志愿军战士们在那座无名高地上建起了一道铜墙铁壁般的防线。敌人不停地轰炸，他们一次次从瓦砾中站起来，继续投入战斗。有的战士受了重伤也不肯退下火线；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，就端起刺刀和敌人拼命，用身体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

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，“联合国军”最终以惨败告终。他们损失了超过2.5万名士兵，270多架飞机被击落，60多门重型火炮被毁，14辆坦克报废。上甘岭战役的胜利，像一颗闪亮的星星，震撼了全球。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大实力和坚韧不拔的斗志。

之后，人们把上甘岭战役的故事搬上了银幕，拍成了电影《上甘岭》。这部影片让更多观众亲眼目睹了那段惊心动魄、感人至深的英雄往事。